[图]聂荣臻元帅故居

　　
　　聂荣臻元帅故居，位于重庆江津市吴滩镇郎家村西南750米，距江津市区30千米，距重庆市区70千米,有等级公路通往成渝高速公路。
　　
　　聂荣臻元帅故居，据聂氏家谱记载，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原是一家王姓地主的九重堂住宅，后王姓地主破落，人称石院子的九重堂倒塌了六重。聂氏祖先便折价买下了这仅剩三重堂的石院子，经几代人的繁衍，成为了比较富有的大家庭，聂荣臻出生时，家境衰落，石院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民国十二年（1923年）被兵匪焚毁，仅存两间，80年代修复。
　　
　　故居展览室中陈列了聂帅青少年时期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玩具、学习用品等40余件文物，珍贵图片100余张，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聂帅一生的生活轨迹，记录下了他在年轻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动人场面和在各个战斗时期的辉煌业绩。
　　
　　聂荣臻元帅故居自开放以来，前来参观的有工人、解放军官兵、机关干部、学生、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故居已成为对广大军民进行党史、军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它特殊的教育作用。
　　
　　 聂荣臻元帅故居为一处庭院，复四合院布局，共八间房屋，土木结构，青瓦土墙，古朴庄重。庭院墙外四周环绕着沃土良田，两侧翠竹葱郁，院内鲜花吐蕊，树木成荫；房前左右各有一口池塘，波光粼粼，组成了川东农村特有的田园风光
　　
　　 聂荣臻元帅生平
　　
　　聂荣臻（Nie Rongzhen，1899.12.29-1992.5.14）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生于四川省江津吴滩镇。“五四”运动时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同周恩来等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5月，中共湖北省军委并入中共中央军事部后，参与军事部的领导工作。是较早懂得中国共产党必须直接掌握武装的共产党人之一。
　　
　　1927年7月中旬，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在南昌起义中于马回岭地区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转赴香港。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春，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同年5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同月21日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意见。4月，参与指挥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部队驻漳州期间，坚持执行毛泽东制订的城市政策和纪律，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同年冬起，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战斗关键时刻，均到前线指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中，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与林彪率部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等部分红军渡过湘江。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策应西岸红军夺取泸定桥。随后和林彪率红一军团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为主力红军打开前进道路。其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2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师长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等5师团一部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115师主力一部和党政干部共约3000人，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下旬起，日军2万余人向晋察冀边区发动“八路”围攻，他指挥部队采取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寻机歼敌的方针，消耗、疲惫、打击敌人，在友邻部队积极配合下挫败了日军的围攻，部队发展到2万余人。1938年2～7月，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指挥部队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了3次破袭战。这一时期还派出部队开辟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由于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同年10月，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赞誉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根据中共中央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1938年底起，他抓紧时机整训了一批团一级的作战部队。1939年4月起指挥主力部队，在八路军120师积极配合下，接连取得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以及晋察冀边区冬季反“扫荡”作战胜利。其中，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日军1500余人，击毙独立混成第二旅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同年，他撰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叙述了在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个县，人口1200万，部队有31个主力团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数10万人。
　　
　　1940年8月起，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指挥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战，破坏了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行“囚笼政策”。1941年秋，在7万余日军对北岳、平西根据地大举“扫荡”时，部署主力相继转至外线，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近万人，在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掩护下，巧妙跳出合围圈，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相机袭击和夺取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在敌后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领导晋察冀军民挫败了敌人1万兵力以上的10次“围攻”和“扫荡”，以及5次“治安强化运动”，从而扭转了晋察冀边区的困难局面。1943年秋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11日起，根据中共中央实行全面反攻的指示，他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察哈尔（今属河北、山西省），热河省（今属辽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意图，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的部队和干部支持东北战场，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置增援之敌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又组织所部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创攻克坚固设防重镇的范例。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同年3至9月，先后组织进行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保北、绥远等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平津战役发起后，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参与领导和平谈判，推动了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2月，兼任平津卫戌司令。9月，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迅速整顿了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完成了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25万人的任务。1949年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主要是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及组织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参与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等。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贯彻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6年，在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组织草拟了“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意见，明确了武器装备科学研究的奋斗目标。同期，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使国防科学研究力量迅速扩大，到1960年陆续建立了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和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继建成了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必要的科研服务机构。
　　
　　六十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先后于1960年7月3日、1961年8月20日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力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科研攻关，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支持下，采取突出重点，任务排队，组织全国大力协作，狠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仅用5年时间，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研制常规武器装备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与领导了人民解放军和国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自力更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精简和完善军队编制体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